在全球輿論的壓力下，國際玩具大買家紛紛通過國際玩具協會（ICTI）網站宣布，大陸玩具企業必須在2006年1月1日前，獲得《ICTI商業行為守則》的認證，否則將從這些工廠退單。但截至2005年12月，全球僅有500家企業提出認證申請（其中多數為中國大陸玩具企業），約200家企業獲得認證。更多的玩具企業徘徊在ICTI認證之外。
“我們要做的是，在非政府組織（NGO）對我們發起指控之前，確立工廠審查的統一標準。”在2005年的一次玩具展會上，國際玩具協會CARE Foundation主席Alan Hassenfeld告訴記者。

Hassenfeld還有另外一個身份—世界第二大玩具品牌“孩之寶”（Hasbro）公司董事長。他的擔心并非多余。2005年10月12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席李強的《玩具血汗工廠調查》。在調查了廣東省東莞市的11家玩具工廠之后，李強發現：“除了一家工廠在生產淡季基本遵守中國勞動法外，其他的10家工廠都存在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違法行為包括：強迫工人超時工作、支付工資低于最低標準、不購買社會保險、限制工人人身自由等等。

近年來，大陸“血汗工廠”引起全世界關注。其中，玩具工廠更成為NGO批判的焦點。美泰、孩之寶、跳蛙等國際玩具大買家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之下，紛紛通過國際玩具協會（ICTI）網站宣布，中國的玩具工廠必須在2006年1月1日之前獲得《ICTI商業行為守則》的認證，否則將從這些工廠退單。

《ICTI商業行為守則》又稱為“關愛行動”（CARE Process），CARE是caring（關懷）、awareness（認知）、responsibility（責任）和ethics（道德）4個詞的縮寫。它能否成為玩具行業的權威標準，把玩具工廠變成負責任的“企業公民”，還是將淪為又一個昂貴的“形象工程”？Hassenfeld斬釘截鐵地說：“血汗工廠將成為過去！”而一些專家學者認為，情況不容樂觀。

ICTI守則出臺

事實上，玩具行業并不缺少“商業規范”。198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在西方國家風生水起，各種商業行為規范、自律準則應運而生。但時至今日，林林總總的規范并沒有為大陸玩具業帶來一個更“干凈”的行業環境。相反，由于缺乏統一標準，買家重復審核造成了資源的嚴重浪費，玩具工廠苦不堪言。業界廣為流傳的一個案例是，大陸一家工廠在一年之內被審核了50多次。

為整合多重審核，國際玩具協會歷經7年努力，在2002年年中正式推出了《ICTI商業行為守則》。雖然這只是一項自愿性質的行業守則，但越來越多的買家要求玩具生產企業通過ICTI認證。據國際玩協提供的數據，截至2005年2月，全球超過150家公司簽署并承認了ICTI認證，其采購量超過了世界玩具市場的50%，其中包括了美泰、孩之寶、跳蛙、美高、玩具反斗城等**品牌。

ICTI守則倡導3大原則：一是“三不用”——即不用童工、不用強迫勞動工、不用囚工；二是用工“不歧視”——員工不因性別、種族、宗教、社團傾向不同而受歧視；三是“奉守環保法規”。其審核涵蓋8個方面：童工、囚工/強迫勞動工/工作時數、工資與補貼、歧視、工作條件、工作場所安全、EHS（環境、健康和安全）。

業內人士指出，ICTI認證過程跟以往的買家審查有了“實質性的區別”。買家審核是第二方審核，買賣雙方相互依存，有時看一看即可通過。記者在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的玩具工廠調查發現，即使是一些規模很大的玩具廠，也在買家“查廠”時弄虛作假。比如，買家很難查到超時加班。某大型玩具廠的工人告訴《鳳凰周刊》：“記錄上只會顯示每天3個小時的加班，超過的部分有另外的記錄，或者轉到后面的月份里。”在買家審查之前，工廠會組織工人“培訓”，學習如何回答督察員的提問。等督察員一走，一切回復原樣。

而ICTI認證要求由第三方審核，國際玩協專門指定了6家獨立審核機構，并采取嚴格的審核方法：與當地法律進行核對，進行實地查驗，同工人面談。其中，工人面談要求在獨立的房間，不能有廠方代表在場，并做好面談的保密。審核中還非常重視查看文件原始記錄。“也就是說，不管你口頭上說制度措施有多完善，如果沒有相關的記錄也沒有用。” 深圳市玩具行業協會秘書長劉艷芳說。

在認證流程上，ICTI認證也有獨特的設計。守則附錄Ⅱ有一個《審核清單》，表格將所有要評審的項目一一列出，即“審核問題欄”。是否做了，由工廠來填寫“是否欄”；做得如何，則由評審員在“備注欄”做出判斷。如果有不合格的方面，工廠必須執行改善行動，并進行再審核；如此周而復始，直到認證機構同意推薦認證。之后，還需要ICTI認證技術顧問委員會成員審查，ICTI (亞洲)有限公司批核，工廠方能領取證書。而且，每年要進行復審，不合格者將吊銷認證；對玩具廠的下屬工廠、分包工廠也同時進行審核。

深圳一家中型玩具廠廠主花費了幾十萬元改造廠房、設施，通過了ICTI認證，但他實際上并不做美泰、孩之寶等大單，只是產品出口到歐美市場。目的何在？“當我和買家接觸的時候，可以很主動地說，我通過了ICTI認證。”據悉， ICTI已與歐洲外貿商協會(FTA)達成協議，所有獲得ICTI認證證書的企業，其資料可錄入FTA的歐洲零售商計劃，可向國外大買家介紹通過審核企業的情況，從而可快捷地與他們建立貿易關系。

尚難一統天下

然而，從2002年正式出臺至今，ICTI守則的推行并不算順利。日前，專門負責該守則推廣事務的國際玩協CARE Foundation首席執行官Christian Ewert告訴《鳳凰周刊》，截至2005年12月，全球約有500家企業提出了認證申請（其中多數為中國大陸玩具企業），約200家企業獲得了認證。但劉艷芳說：“根據國際玩協的計劃，到2005年應該有500家企業通過認證。”

占世界玩具產量75%份額的中國，僅深圳一地就有大大小小1200家玩具工廠。對于ICTI守則，絕大部分工廠選擇了觀望。事實上，致力于制定和推行守則的只是國際大買家和少數大型玩具廠商，而大陸玩具行業的主體，卻是規模不到1000人的小型工廠。據劉艷芳透露，人數在5000人以上的大型玩具企業在深圳最多只占到20%。

也因此，雖然2006年1月1日的“大限”已過，玩具工廠的心態依然各異。大廠有規模上的競爭優勢，可以承擔和消化認證的成本，他們希望早日統一標準，消除重復審核的繁瑣。比如，永勤玩具廠董事長陳永麟作為工廠代表參與了ICTI守則的編寫，該廠也成為大陸最早通過認證的玩具生產企業之一。

而中等規模的工廠有的繼續觀望；有的在媒體報道或外界壓力下，開始著手了解和準備；有的則因為原有客戶提出要求，希望能夠盡快通過認證。

認證的成本讓小工廠望而卻步。雖然直接的申請和認證費用只有幾千美元，但由于這些工廠大多數是20多年前建的老廠房，設施陳舊，要達到守則的標準，必須投入“巨資”改造，大多數小廠難以負擔。小工廠處于產業鏈的最下端，利潤空間本來有限。近年玩具材料價格上漲，使得玩具工廠的成本壓力更加沉重。“就算我花了大錢去搞認證，到時候我也不一定能夠從那些大買家手里拿到訂單。”某工廠主對記者說。

于是，大多數小廠靜觀其變。如果“大限”過后，歐美的訂單撤走，他們可以憑借規模小、變通靈活的特點，轉做日本等地的單—日本客戶雖然對品質很看重，但并無此類認證需要。實在不行，就轉產做其他的。

造成ICTI守則推行困難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守則和大陸法律法規的銜接問題，主要體現在工時和社會保險上。玩具行業有很強的季節性，一般5月到10月是旺季，由于周期短，必然要加班。考慮到行業特點，ICTI的工時規定是每周不超過72小時；而大陸勞動法的規定是每周工作40小時，每個月加班不能超過36小時。勞動法規定要給工人買社會保險，然而，玩具行業的工人流動性很強；而且社會保險的繳納標準是以社會平均工資為基數的，玩具工人的工資只能達到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一般為社會平均工資的20%~30%）。所以，工人中往往是退保險比買保險的還多。

如何走出“公民”困境

有專家指出：要使大陸玩具“血汗工廠”的現象有根本改觀，不能單靠一方的力量，更不能指望一個守則起到****的效果。

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來解讀“血汗工廠”現象，可以看到一個層層相扣的鏈條：跨國零售商及國際買家→品牌或貿易代理商→玩具工廠→分包工廠→工人。這一鏈條之外，還有兩個至關重要的組織：當地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如圖1所示）。

在國際玩具協會的Christian Ewert看來，血汗工廠問題的根源出在工廠主身上，而ICTI守則的目標就是“確保在向全球玩具產業提供產品的供應商中，不存在所謂的血汗工廠”。Christian指出，“血汗工廠現象顯而易見是貪欲結出的惡果。”

而中國勞工觀察的李強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跨國公司。他認為，全球化經濟體系已經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分層承包體系，跨國零售商和制造商（國際買家）處于金字塔的頂端，掌握了最大的話語權。他們盡力壓低產品的采購價格，為了規避風險和追逐廉價勞動力，又紛紛將生產外包到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熱衷于這個體系，除了可以降低他們的投資風險之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可以借此對工廠違反勞動法規的行為不承擔道德及法律上的責任。”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的劉開明博士認為，守則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解決“血汗工廠”的最終出路在于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社會轉型；而在轉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最為關鍵。

據深圳市玩具協會提供的資料，深圳玩具企業主要以來料加工為主，產品90%以上外銷。OEM貼牌生產的方式導致了工廠利潤率低，也抑制了自主開發產品的積極性。

劉開明建議學習韓國的成功經驗。在韓國的轉型中，政府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960年代，韓國有4/5的人口是農村人口，因為勞動力有無限供應，農民沒有議價能力，所以資本家沒有在工人身上投資，而是由政府來投錢，培訓進城農民，培養了大批熟練技工，為1980年代后期韓國產業轉型奠定了基礎。同時，韓國沒有戶籍制度的限制，政府鼓勵和支持農村人口向城市及工業轉移。在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20年間，有1100萬的韓國農民轉移到城市，占到農村人口的60%，從而實現了城市化，形成了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