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處在“經濟人”的位置，追求利潤天經地義，這是一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然而，我們不能忽略，企業也是構成社會這個有機整體的基本單元，作為“社會人”，企業必須同時考慮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并自覺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企業和社會是對立統一的，割裂與社會的臍帶關系，企業將一事無成。古典經濟學有一個基本的理論假定，即認為企業利益和社會利益并無矛盾。亞當·斯密認為，無數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在一只無形的手的指揮下，從事著對整個社會有益的經濟活動。他在確認人的利己主義本性和趨利避害的行為動機后，指出每個人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就越會促進社會利益的實現。這也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古典觀”。
 
　　除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古典觀外，學界還有一種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經濟觀”。與“古典觀”相對立的是，社會經濟觀認為，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第二目標，企業的第一目標是保證自己的生存。“為了實現這一點，他們必須承擔社會義務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成本。他們必須以不污染、不歧視、不從事欺騙性的廣告宣傳等方式來保護社會福利，他們必須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區及資助慈善組織，從而在改善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分析》寧凌著)”仔細分析二者的觀點，雖然存在表面上的對立，但從本質上來講，二者卻是一致的，只是二者選擇的解釋框架不同而已：他們都以福利為己任，并把社會福利當做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實現的目標之一。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剛剛起步，發生許多不合理的現象情有可原。吳曉波在《被夸大的公司使命》中，動不動就以美國為例，卻又不無嘲諷地挖苦中國企業的“不可能”的“使命”。其實，恰恰是美國，在2002年簽署了《企業責任法案》，以制裁那些瀆職和做假賬的企業主管，提高民眾對美國金融市場的信心。
 
　　企業的社會責任固然需要付出成本，但這樣的成本是不是就不會帶來收益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英國學者約翰·凱教授所言：“一個成功公司的核心因素應超越以賺錢為經營目的。正是這個因素激發了員工的忠誠度，使企業有創造和革新的激情，最終使企業能夠獲得成功的商業運營。理解了生財有‘道’的涵義是使經濟成功保持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也許“公司使命感”確實會讓一些企業走上許多彎路，但當我們因為企業社會責任成本太高而去尋找另外的替代品時，我們會發現，企業的社會責任沒有替代品。